康泰生物近日发布2020年一季报预告，预计报告期内净利润为0至1495.81万元，同比下降100%至85%。而其此前发布的2019年度业绩快报则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收与净利润呈现出了相反走势。值得注意的是，康泰生物还存在着应收账款高企、销售费用畸高以及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
应收账款伴随业绩上涨
一季报预告显示，康泰生物产品销量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现下降;同时，公司还因实施股票期权激励项目，股权激励摊销同比增加完成净利润同比下滑。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预计为-22.46万元，上年同期则为331.17万元。康泰生物在公告中还表示，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疫苗接种逐渐恢复，公司业绩也将基本改善。
不过，业绩快报则显示康泰生物经营仍有压力。数据显示，康泰生物2019年实现营收19.43亿元，同比增加-3.65%;净利润5.73亿元，同比增加31.62%。关于公司营收与净利润呈现相反走势的原因，中国网财经记者试图采访康泰生物，但对方表示公司目前正处于年报披露敏感期，不便接受采访。数据显示，康泰生物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预计为4579.98万元，而上年同期则为2221.5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康泰生物虽然近年来业绩增长迅速，但与之相伴的则是应收账款的一路激增。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康泰生物营收分别为5.52亿、11.61亿和20.17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21.91%、110.38%和73.69%;而同期应收账款分别为2.8亿、5.32亿和8.55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82.04%、90.4%和60.69%。
此外，康泰生物还存在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低的情形。数据显示，2018年，康泰生物半年内的应收账款零计提，0.58年至一年内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为5%，1至2年的计提比例为10%;而可比公司智飞生物同期半年内计提比例为2%，0.58年至1年的计提比例为8%，1至2年的计提比例则为20%。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康泰生物应收账款达到10.72亿元。
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过半 远超研发费用
伴随着康泰生物业绩增长的除了其几乎同步增长的应收账款，还有激增的销售费用。数据显示，2017至2019年三季度末，康泰生物的销售费用分别为6.15亿、10.05亿和5.51亿元，占到同期营收的52.97%、49.83%和39.53%;而同期研发费用为8473.6万、1.78亿和1.26亿元，占营收比重仅为7.32%、8.82%和9.03%，与销售费用相差甚远。
对于康泰生物销售费用占到营收近半比重，研发投入常年较低的情形，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向中国网财经记者表示，康泰生物作为药企，其研发费用率远低于销售费用率的现象，凸显出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不足，公司有由产品导向逐渐转变为销售导向的风险。此外，药企销售费用高企或涉及行贿等违法事项，在行业中也并不罕见，亟需监管层予以重视和打击。
据了解，康泰生物的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杜伟民曾被爆出向原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原副主任尹红章行贿。
资料显示，尹红章于2010年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和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便利，接受民海生物法定代表人杜某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单独非法收受杜某给予的钱款30万元，伙同郭某非法收受杜某给予的钱款17万元，合计47万元。
天眼查信息显示，杜伟民自2009年8月起担任民海生物法定代表人至今，民海生物法定代表人杜伟民即康泰生物的控股股东及实控人。截至2019年9月末，杜伟民持有康泰生物3.45亿股份，持股比例为54.43%。
频繁融资却吝于分红
2017年2月，康泰生物登陆创业板，通过IPO募得资金1.38亿元;2018年2月，上市刚一年的康泰生物发行可转债募得资金3.56亿元;2020年3月拟增发募资30亿元。而康泰生物自上市以来三次分红累计仅2.37亿元。
对此，有投资者质疑公司将资本市场视为“提款机”，而忽略了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义务。宋清辉也表示，上市公司频繁融资却吝于分红，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侵害投资者利益。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具有投资价值的体现，也是一家上市公司是否具有价值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康泰生物最近一期增发募资金额达到30亿元，募资规模占到公司总资产39.5亿元(截至2019年末)的75.95%，其中21亿元拟投向民海生物新型疫苗国际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剩下的9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此，宋清辉表示，显而易见，康泰生物此次产能扩张太过激进，其合理性尚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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